1950年的腊月,温岭乡间的薄雪沾白了屋角的芦苇,刘金芬裹着粗布襁褓落了地——小名“爱玉”是祖辈传下的,后来她总回忆:“我阿嬷说,那年雪化得快,我哭声响得能惊飞檐下的麻雀,这名字是盼我像玉一样稳当。”
她的童年没有电视,下课铃一响,沙包撞在巷弄石板上的“砰砰”声、跳绳甩过空气的轻响,就是温岭乡间最热闹的旋律。后来她常念叨:“那时候书包轻得很,放学摘把野果揣兜里,沿着田埂走回家,路边的溪水潺潺响,连风都是甜的。”那时的家是两层木头小楼,楼板踩上去“吱呀”晃,一家七八口挤在几间房里,唯一像样的家当是磨得发亮的木斗橱,她后来笑着回忆:“我攒的糖纸都锁在抽屉里,半夜偷偷摸出来数,觉得那是全世界最金贵的东西。”老师在课堂上讲普通话,一放学,她和伙伴们的温岭方言就淌开,多年后她还能学出当时的调子:“现在想起来,那些碎碎的话,比课本里的字还鲜活。”
日子像屋檐下的雨滴,慢却也急。十几岁时,家里跟着同乡迁到宁波,温岭的木楼换成了挤仄的砖房,妈妈从家乡带来的红糟和虾油,在灶台上蒸出白雾。后来她总说:“那味一飘出来,我就觉得还是在温岭的老屋里,阿嬷正掀着锅盖喊我吃饭。”这味道成了她心里“根的味道”。
变故来得猝不及防。一场意外里,住处的楼被汽车撞塌,妈妈和两个弟弟被压在废墟下。后来的文革里,书本被卷在铺盖里藏起,她跟着人群唱红歌,深夜却摸着旧课本的边角发呆,晚年提起时眼尾会泛红:“那时候总盼着,能把那些字都刻在心里,等能读书了再慢慢认。”那些年她在缝纫机前绕线、在街头摆摊,风里来雨里去,后来轻描淡写地说:“日子再难,也得把破口子缝起来,总能过下去的。”
18岁那年,她跟着知青队伍去奉化插秧割稻,手掌磨出的茧裹着泥。后来分到宁波炼钢厂,在小卖部理货时,她最爱擦亮窗户看厂里人来人往,多年后回忆:“看着暖瓶碰在一起响,就觉得这日子总算稳了,像把飘着的魂落了地。”
再后来的一段日子,她很少提起,偶尔话头擦过,也只是垂眼捻着衣角,轻轻转开话题。只有一次晒被子时,抖落出半块旧布料,她盯着看了半晌,又默默叠好收进箱底——有些过往,像被压在箱底的布,不碰,就不会起皱。母亲后来悄悄告诉我:外婆年轻时生得漂亮,是被家里娇惯大的,偏性子软。外公带着些封建的大男子主义,动起手来从不含糊,那些淡得快看不清的疤,是岁月没来得及抹平的痕迹。
退休后她把心思都放在生活的细处:给外孙织毛衣,针脚细得像春雨,后来念叨:“那时候总想着袖口松点,你写字才不硌手,织着织着就忘了时间。”腌菜时她一层盐一层菜地压,说:“这菜得‘养’半个月,就像日子,得慢慢沉下来才香。”
如今她坐在阳台藤椅上翻旧照片,指着太外婆的身影笑:“当年她说我手笨,得练十年才会烧菜——现在我烧的菜,街坊邻居都来讨方子哩。”风掀动她的白发,像把岁月里的褶皱,都吹成了软和的云。
她的人生像温岭乡间的老槐树,那些藏在沉默里的过往是树疤,而烟火里的细碎温暖,早把疤裹成了安稳的年轮,让从温岭走出的寻常日子,有了绵长的力量。
要不要我补充一段外婆回忆温岭海边赶海的小片段,让故乡记忆更具体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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