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清晨五点,小吃店的排风扇刚转起来,我就被后厨“哗哗”的水声吵醒。凑过去一看,妈妈正把泡发的香菇摊在手心,指尖顺着菌褶一遍遍抠——连藏在纹路里的细沙粒都要捻出来扔进垃圾桶。“妈,这么细的活儿,客人吃的时候哪能注意到?”我倚着门框嘟囔,她却没抬头,只把洗好的香菇放进竹篮:“吃进嘴里的东西,半点马虎都来不得。”哎,这个妈,做事一根筋。
直到夜里翻到张人亚父子的故事,妈妈弯腰洗菜的背影,突然和二十四年守着空坟的老人,在我眼前叠在了一起。
1927年的上海,腥风血雨裹着枪声压下来。张人亚揣着那叠印着“中国共产党章程”的纸,衣襟被汗水浸得发皱。那是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,是无数同志冒着风险传下来的“根”。他连夜往宁波老家赶,油灯下把纸裹了三层油纸,塞进父亲张爵谦手里:“爹,这东西比我的命还金贵,您一定得守住!”老人看着儿子眼里的光,咬着牙点了头。转天就瞒着全村人,在山脚下修了座空坟,碑上刻着“亡子张人亚之墓”,却把真正要守的“宝贝”,悄悄藏进了棺木底层。
从那天起,张爵谦每天都要绕着坟头走两圈,这一守,就是二十四年。直到1951年,老人颤巍巍拄着拐杖找到当地政府,打开尘封的棺木,那叠党章还带着油纸的潮气,纸页间留着他当年裹扎时的指痕——原来“守”这件事,不分守护的是党章还是寻常日子,都要揣着一股不松劲的执念。
妈妈的“守”,就全藏在小吃店的锅碗瓢盆里,连买料都透着股和张爵谦一样的“轴劲儿”。别的店家买食用油,都去批发市场找便宜的散装油,妈妈却偏要绕远路去大润发:“超市里的油有生产日期、检验报告,贵几元一瓶也安心。”有次我帮她算成本,嘀咕“一年光油钱就多花几千块”,她却指着油桶上的“质量认证”标贴:“你看这字,比啥都金贵。”就连调馅用的麻油,她每年托安徽老家的亲戚榨新油快递来,玻璃瓶上还沾着榨油坊的菜籽末:“老家的麻油是纯芝麻磨的,没掺香精,拌在凉菜里香得正。”
天不亮去菜市场,她总蹲在菜摊前挑,青菜要选带露水的,豆腐得是石磨现做的,连小葱都要掐掉老根只留嫩芯;熬小米粥时,火要调最小,米要熬到开花,连浮在表面的沫子都得撇三遍。每天收摊后,她都要把灶台擦洗干净,连装咸菜的坛子,都要擦得亮亮的。
那天帮妈妈洗米,看着她把碎米挑出来喂鸡,忽然懂了:张爵谦守的是党章,是对党的承诺;妈妈守的是每一碗饭菜的干净,是对客人的良心。先烈们用生命扛着家国大义的责任,妈妈用一灶烟火扛着小生意里的本分。原来责任从不是写在纸上的大道理,爱国从不是遥远的事,是我们接过先烈的“守”,把自己该做的事做细、做好。就像妈妈守着她的灶台和料品,我守着我的书本和作业,无数个这样的“守”凑在一起,就是对那些藏过党章、扛过炮火的先烈,最好的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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